香港时代革命纪录片

42岁的周冠威在香港土生土长，小时候与不擅辞令的父亲关系疏离，性格反叛而敏感，讨厌考试，孤独得想过自杀，但他透过电影成长和学懂人生哲理，他通过看《East of Eden》（又译荡母痴儿、天伦梦觉、伊甸园之东）这部有关家庭的电影缓解了与家人的紧张关系，也在科幻电影《2001太空漫游》中领悟到“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追寻生命的意义”。

中学时期的他，每天不读书，不停看电影， 之后入读演艺学院，毕业后从事电影幕后工作，做过电影《霍元甲》制作特辑的导演和剪接，慢慢有机会拍摄自己的作品。

“电影改变了我，小时候我说想一生追随电影，电影代替了我父亲，我希望自己制作的电影也可以打动人心、疗愈和启发别人，或是为大家作情感上的宣泄。”

有别于主流商业电影，他的作品属于“偏锋”，经常紧扣政治和社会议题。

2015年，与政治相关的剧情片《十年》在香港上映， 电影由五名导演分别拍摄五段想象香港未来十年的短片组成，周冠威是导演之一。他的作品《自焚者》描绘十年后香港爆发严重警民冲突，有“港独”青年因为违反国家安全法在狱中绝食身亡，而一名支持者在英国驻港领事馆前自焚。片中以仿纪录片形式探讨“香港独立”的想法。

电影拍摄于2014年香港占领中环运动后，那场争取民主普选的抗争活动失败，令香港步入政治低潮，社会上充满无力感，他不鼓励别人自焚，但希望透过自焚象征牺牲，去问香港人：“你愿意为香港牺牲多少？”

电影宣传形容这是“不想见到的将来”，但在不足十年后，香港爆发反修例示威，经历严重警民冲突以及政权之后的打压，让很多人形容《十年》是一部预言电影，出现那“不想见到的将来”。

周冠威说：“2019年告诉我，很多人愿意为香港牺牲，他们对公义的执着和对自由的坚定出现了，我再次得到力量，哪怕现在情况更差，那正面的价值没有失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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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冠威（右三）在其它电影的拍摄现场（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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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冠威对BBC中文表示，拍摄《十年》后难以拍戏，目前尚未还清欠下朋友的债。（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十年》可说是他第一次挑战红线，这部电影引起很大回响，在争议声中获得第3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但遭到中国官媒和亲建制强烈批评。

上映后，周冠威难以寻找投资者以及著名演员去制作电影，职业生涯迎来低潮，生活拮据的他向朋友借钱维生，到现在也未能把债还清。

四年后，他排除万难去完成爱情电影《幻爱》，电影终在2020年上映。这是他十几年前写下的剧本，讲述精神病患者和心理辅导员之间的爱情故事，表面与政治不相关，但本土意识浓厚，谈及“如何面对创伤”的话题，让人联想到与2019年香港示威的伤口。电影赢得口碑，获得逾1500万港元票房，成为该年香港十大票房电影之一，是香港少数能够单靠本土市场而获得盈利的港产片。

外界一度认为，周导演走出《十年》被封杀的阴影时，《时代革命》面世。

2019年6月，香港因《逃犯条例》争议爆发持续示威。身为导演，周冠威思考了自己在这时代的位置，希望透过镜头以纪录片导演的身份记载这场历史。

他获得一名商人投资，8月开始在街头拍摄一幕幕惊心动魄的示威画面，在催泪弹与水炮车中间追访前线示威者。

图像来源，REVOLUTION OF OUR TIMES

与以往拍摄剧情片精心安排镜头不一样，示威现场瞬息万变而且真实贴身，看着示威者真的受伤流血，面对死亡威胁，他的情绪陷于谷底。

香港理工大学示威者遭警方重重包围时，他身处现场，看着年轻示威者连日未眠，怀着恐惧爬渠、游绳逃生，他心灵受创，每天发恶梦。

今年7月20日，他与记者一同重访理工大学，重重的围栏和铁马包围以往能自由进出的大学校园，也勾起了他当天的场面。

“我们的自由被封锁了，”他对着围栏说：“理工大学是红砖建筑，就好像香港人的心脏，我们的心脏被人插了一刀，血仍在流，但政府没有认为去检视这个伤口。”

剪接纪录片时，周导演也经历很大的情绪波伏，纠结如何保障受访者安全，担心影片成为罪证，一边剪片，一边了解到多名片中受访者已坐牢和流亡，这令他心情更为沉重。

《国安法》实施以后，一些合作单位离队，除了他以外，所有制作团队成员也要匿名，他在完成作品后把版权交给海外的人，并销毁在香港的所有片段。

“现在香港浓罩这种气氛和压力，创作也要匿名，我们已经失去创作自由。一些同行朋友放弃了制作自己的纪录片，把片段交给我，我很痛心，很多人不能够在这样的政局和恐惧下去创作。”

他强调，自己的纪录片不是（追求）客观中立的新闻专题，没有访问任何建制派人士，而是纪录示威者的故事，并指香港主流媒体已很倾斜于政府和建制的声音，有责任去让更多人听示威者的声音。

去年年底，两部讲述香港示威浪潮的纪录片《占领立法会》和《理大围城》未能在香港正式上映，一些建制派人士及团体指责这些纪录片美化示威者的暴力。对于这一话题周冠威表示：“在《时代革命》这部纪录片中，我当然不想美化暴力，双方都有出现过暴力，电影中也有示威者围殴警员的场面，但这纪录片或我在现场看到，警方的暴力大大超越了示威者的暴力，示威者迫于无奈或是情绪下，难以控制地施予暴力，我也不认同。但我们要了解前因后果，这纪录片就可以帮大家了解历史的脉络，而不是单看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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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己的岗位上勇一点”敏感政治气氛下香港电影人的坚持

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两小时半的纪录片终于面世，他坚持把它称作《时代革命》。香港建制阵营试图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视为分裂国家以及等同于“港独”的字句。

“你在吓唬我吗？如果你认为这四个字不能在香港讲，你就写清楚，否则你是散播恐惧，”他说，“这是这场运动出现最多的口号，用这个口号去作为片名很适切，我就是这么单纯，那条法律红线我不知道在哪里，法例都没有写清楚，倒不如我跟自己的红线，那就是艺术上的考虑，我要创作自由，不想有自我审查。”

他认为，“时代革命”有不同的解读，那是大家希望世界变好作出的革新，对未来的美好的盼望。

7月的康城影展，《时代革命》成功申请入围，影展刻意把他的电影排在闭幕前才发布，外界认为这是主办方担心中国方面的抗议和反对。

周导演并没有接受康城方面的邀请亲身出席典礼，原因是他身边的朋友说他的纪录片具风险，到了法国可能无法回港，他为了与最珍重的家人一起，留在香港。

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电影面世后，他的生活没有多大变化，中国官方、官媒或是香港的建制和亲北京媒体，也没有明显地对他作出猛烈攻击。

他珍惜与家人在一起的日子，并多番警告6岁的儿子，他可能有一段时间见不到爸爸。

在社交媒体上，电影宣传片引起很大回响，有人说，香港国安法实施以后的一年，大家不敢再提2019年发生的事，差点以为自己当年是发了一场梦，而这部电影引发大家共鸣，证明那是真实的经历，有人把不能说的东西说出来。

如水潮濕、雨傘遍地開花、群眾的聚與散——儘管時空境遇大不相同，《時代革命》台北首映現場的畫面，巧合地讓人想起這部紀錄片聚焦的那些街頭抗爭場面。只是那時，香港示威者在街頭撐傘多半不是為了擋雨，而是為了抵禦水砲、催淚瓦斯，還有香港警察。

《時代革命》以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為核心，記錄從反對《逃犯條例》修訂到《香港國安法》生效的抗爭始末。由於題材敏感，該片在香港院線上映的機會渺茫。為了保護製作團隊，全片也只有導演「周冠威」的名字公開露出，其餘全部匿名，並標示這是一部屬於「香港人的作品」。

首映現場，雖然發行團隊準備了合影背板，偶有零星觀眾上前留影，但以首映來說，相較其他電影或紀錄片，觀眾合影留念的踴躍程度仍有落差。這或許是與紀錄片的沈重調性，還有政治敏感有關。這場首映的觀眾以影視工作者、媒體朋友等來賓為主。時代革命台灣發行團隊告訴德國之聲，有些來參加首映的觀眾在各種敏感考量下，可能會希望低調，不要露臉。

「台灣是全世界目前唯一一個能夠正式商業播映在電影院的自由土地。」發行團隊表示。同時，也代替目前人在香港的周冠威轉達他對台灣觀眾的謝意。周冠威說，他希望該片25日在台正式上映後「能提供在台港人一個慰藉。」

在長達約兩個半小時的紀錄片播畢後，有觀眾大喊反送中標語的「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掌聲隨即在坐滿約500人的首映廳內響起，近一分鐘才散去。觀影過程中，亦不時有觀眾啜泣或落淚。《時代革命》顯然是一部能強烈觸動觀眾情緒的紀錄片。

映後，德國之聲特別訪問同場的多位台灣紀錄片及藝術工作者，談他們對《時代革命》與香港的看法。

如水潮濕、雨傘遍地開花、群眾的聚與散——儘管時空境遇大不相同，《時代革命》台北首映現場的畫面，巧合地讓人想起這部紀錄片聚焦的那些街頭抗爭場面。

歷史與集體見證

「剛剛裡面應該大家都有哭吧！」站在首映廳的對面街道騎樓，記者與紀錄片導演吳梓安聊起剛剛播映的《時代革命》。

距離反送中運動爆發已過去近3年，吳梓安說，《時代革命》不只重喚了自己對香港抗爭的記憶，電影也很好地整理了豐富的影像素材，也能讓觀眾「更清楚理解（當年）事件的脈絡」。像是紀錄片裡像是已經70多歲仍堅定走上街頭、想保護前線孩子的農夫「陳伯」，還有年僅11、12歲就參與抗爭的「熊仔」，都是他原本不知道的抗爭人物。

在《時代革命》裡，在反送中這場「無大台」的抗爭運動中，像陳伯與熊仔這些原本不被大家熟知的小人物，他們在這場運動中做了什麼？為什麼這麼做？周冠威都詳實地記錄了下來，並向觀眾訴說香港示威者們是如何見證、參與這場從此改變香港的重大運動。

一旁的台灣藝術家雪克（Shake）抽著菸淡淡地說，《時代革命》呈現的現場真實聲音震撼，也讓她「一直回想到那一年，一直在關注香港。」2019年，雪克曾為了六四事件30週年，在中正紀念堂前設置巨型六四坦克人氣球的裝置藝術，引發媒體關注。

雪克說，她記得反送中運動那年，自己曾收到一個Google雲端連結，看到「很多香港人把自己拍到的（抗爭現場）畫面放在那裡」，素材數量龐雜。雖然不確定周冠威使用的素材從哪彙整，但以紀錄片素材使用的豐富程度來看，工作量「真是很難以想像」。

當記者問到，「你認為紀錄片會是一種抗爭方式嗎？」雪克先是很快地回答「當然是囉！」後來又補充：「這個問題有點怪」，因為「所有任何的藝術表達都可以是一種抗爭的方式。」

在《時代革命》裡，在反送中這場「無大台」的抗爭運動中，像陳伯與熊仔這些原本不被大家熟知的小人物，他們在這場運動中做了什麼？為什麼這麼做？周冠威都詳實地記錄了下來。（資料照片）

《狂飆一夢》紀錄片、長期關注台灣政治與社運的導演廖建華則認為，拍紀錄片是紀錄片工作者參與抗爭的方式，每個人就各自的「戰鬥位置」，「做了他們能做的事，影像紀錄整理則讓這些事能有價值地留下來跟傳播。」

他說，《時代革命》不只是呈現時間軸敘事，也有很多香港人在抗爭過程中淬煉出來的、某種人類的教訓與溫暖。不管是大到對抗威權，或小至情侶家人之間的牽掛，這部片某種程度上都可說是紀錄與見證。

「很多人講手機拍片，現在是一個影像很氾濫的時代，但還是需要某種敘事或是某一套整理過的東西，作為一個認識、記憶或傳承，也是我們這一代或是下一代人的某種備忘錄。」廖建華說。

台灣人有共鳴

《時代革命》呈現了中國如何收緊對港管治，亦談到了同樣面臨威脅的台灣。

「在國家安全上，我們對面就是有個中共。」首映會結束時已經接近晚上10點半，與四位導演及藝術家聊著聊著，最後時間已經接近午夜。廖建華站在街邊、戴著口罩，一邊等著宵夜一邊告訴記者，台灣人或許沒辦法體會跟香港人一樣的恐懼，或經歷他們面臨的，「但我們應該比全世界很多地方的人可以更有同理心或共感。」

廖建華說，2019年時自己原本要前往香港拍攝作品，看到在香港的同業陸續傳來被搜查手機的消息，於是出發之前，他也把自己手機裡的素材做了「整理」，只是後來仍「因為抗爭已如戰場」，最終沒有去到香港，但那是他作為紀錄片工作者，「第一次明確感受到恐懼」。

《時代革命》呈現了中國如何收緊對港管治，亦談到了同樣面臨威脅的台灣。

曾在2019年到香港現場參與抗爭的台灣紀錄片導演陳君典也透露，自己有認識的香港同業選擇留在香港繼續拍片，但因為題材與政治有關，還曾將素材寄到他家備份留存，「因為他就是擔心有一天他家裡就被抄掉。」

有港人選擇留在香港，也有些選擇來到台灣。廖建華說，他一位香港朋友來台後，曾參與過沾邊政治議題的拍攝工作 ，最終選擇匿名。

廖建華解釋，這不只是因為風險考量。他的朋友告訴他，自己是看到《時代革命》幾乎所有工作人員匿名後做的選擇。廖建華說，就像《時代革命》裡的抗爭者一樣，手足間彼此不太過問職業、年紀，離開了抗爭現場、脫下裝備，可能都不知道對方是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