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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社事件是發生於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日本明治七年),日本以1871年八瑤灣事件殺害琉球國的琉球族為由,藉口出兵攻打台灣南部原住民各部落的軍事行動,以及隨後大清政府和日本國兩方的外交折衝。在日本,这次事件被稱為「台灣出兵」、「征台之役」或「台灣事件」。這也是日本自從明治維新以來首次對外用兵。 背景[编辑]遠因[编辑]琉球王國自明朝起為清朝的從屬國,其國王接受之冊封,獲准朝貢貿易的次數為藩屬國中之最。由於大清政府長期拒絕日本進行貿易,琉球居間進行「大清 絲綢—日本白銀」轉口貿易獲得巨大利益,因此引起日本覬覦。 日本薩摩藩在關原之戰後,因財政困難、局勢不穩,加上欲以海外之功向江户幕府輸誠,遂有兼併琉球之舉。1609年,薩摩派遣將近三千名兵力,攻入琉球王都首里城,但德川幕府命令薩摩藩保留琉球王室,以便利用琉球對大清国进行貿易活动。然而琉球王國自此喪失獨立自主性,亦受薩摩藩支配,奄美群島也被薩摩藩佔領。自此琉球處於「清日(薩)兩屬」狀態,一方面接受清政府冊封並進行朝貢貿易,同時國政受到薩摩藩的控制[6]。 1867年王政復古,幕府將軍德川慶喜被迫上表「大政奉還」,江戶時代結束。隨後的明治維新過程中,大量武士(維新時改稱「士族」)失業,造成極大的社會問題[7]。於是西鄉隆盛等人提出「征韓論」,主張以海外擴張來解決內政問題。但征討朝鮮半島在外交上困難較大,未獲得日本內閣多數閣員支持,最後造成參議西鄉隆盛等征韓派官員下野。日本朝廷為了安撫士族情緒,遂有出兵台灣之議[8][9]。 也有學者認為,日本政府「出兵台灣」並非僅為了緩和士族對內政的不滿,而是對台灣的經濟價值與戰略地位有很清楚的認識,「不能將掠奪台灣資源,或侵佔領土的動機矮小化。」[10] 近因[编辑]1871年(明治4年,同治10年)10月18日[11] ,一艘宮古島向那霸市上繳年貢的山原號[12] 回航時遭遇颱風,漂流至台灣東南部八瑤灣(即今之九棚灣),船上69名宮古島乘客溺死3人,有66名宮古島人登陸。幾天後遇上排灣族高士佛社原住民,獲高士佛社人好心收留,但因雙方語言不通、文化差異甚至稍有爭吵,讓琉球人因害怕而偷偷逃離高士佛社,高士佛社族人打獵後回部落時赫然發現琉球人不辭而別,開始對琉球人起猜疑之心,懷疑其打算對外通報部落位置引大軍攻打,狠下心腸追上其大隊五十四人將其出草斬首殺害[13][11],死者包括琉球豪族仲宗根豐見親(忠導氏玄雅)十四世孫忠導氏玄安,逃過一劫的其餘12人則在當地漢人楊友旺、楊阿才營救下前往台灣府,由清政府官員安排轉往福州琉球館[11],乘船歸國[14][15]。史稱八瑤灣事件 [16]。此類事件在當時不時發生,按慣例皆由明清政府撫卹並送回琉球王國,與日本政府無涉。 但日方於1871年日本明治政府「廢藩置縣」時,薩摩藩改為「鹿兒島縣」,原本為薩摩藩屬的琉球王國被改隸於鹿兒島縣,1872年日本政府單方廢止琉球王國,設置「琉球藩」,1873年日本政府外務卿副島種臣向清朝總理衙門提起此事時,大臣毛昶熙答覆:「二島(琉球與台灣)俱我屬土,屬土之人相殺,裁次固在於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預貴國事,而煩為過問?」日本拿出被害者中有四位小田縣(今日本岡山縣小田郡)漁民的證據,又追問「貴國既然已知撫卹琉球民,為何不懲辦台番?」,毛以殺人者為置之化外的生番來回應,副島便言:「生番害人,貴國置之不理,我國有必要問罪島人,因與貴國盟好,特先來奉告」,毛昶熙回答:「(台灣)生番係我化外之民,問罪與否,聽憑貴國辦理。」日方便向「無主番界」出兵[17]。 經過[编辑]出兵前[编辑]日本以陸軍中將西鄉從道(西鄉隆盛之弟)為「蕃地事務局都督」,向英、美等國租用輪船,僱用美國軍事顧問李仙得(C. W. Le Gendre,又名李讓禮),準備對臺灣出兵[18],並事先派遣樺山資紀、水野遵來台調查。 但是了1874年初,日本蠢蠢欲動並開始調兵遣將時,列強各國相繼質疑日本用兵的正當性,英國即扮演密報者、仲裁者雙重角色,他們向中國通風報信,並直指美國人李仙得為事件主謀者。而隨著事態的發展,到了4、5月間,臺灣道、臺灣鎮、閩浙總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等各級官員對於「番地」主權的發言立場漸趨一致,4月18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對英國正使梅輝立表示:「其人雖不治以中國之法,其地究不外乎中國之土」,即代表清廷的基本立場。 出兵前夕,英美等國正式轉變態度表示反對,聲明中立並拒絕租借船艦給日軍。日本政府迫於外交壓力決定停止此次行動,大久保利通並親自到長崎下令罷兵。但西鄉從道以「已經準備妥當」為由拒不受命,斷然率領三千六百名官兵前往台灣[19],這也成為日後日本軍國主義軍官在戰場上獨斷獨行的濫觴,充分表現出日本軍國主義的一個原型(prototype),亦即軍事的先行與政治的追認[20]。著名文史學家司馬遼太郎曾評論這次出兵完全是無名之師,可稱為“官制的倭寇”(日语:「官製の和寇」)[21]。 戰爭過程[编辑]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5月12日,日軍於社寮(今屏東縣車城鄉射寮村)登陸[22],而排灣族從車城鄉統埔村友好的漢人那邊得知日軍行動,事先在要道石門埋伏。5月18日到5月21日,日軍與台灣原住民有小規模接觸,互有傷亡。5月22日,日本陸軍中佐佐久間左馬太率領日軍150人進抵石門[23](今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遭到排灣族強烈抵抗,最後日軍陸戰隊攀上峭壁居高臨下,情勢逆轉,排灣族在裝備劣勢和人數劣勢下被迫撤兵,牡丹社首領阿祿古父子身亡。經此一役,多數採觀望態度的原住民皆靠向日本。6月1日起日軍分三路掃蕩牡丹社、高士佛社、射不力社等原住民,沿途只有小規模抵抗,原住民人撤入山中,日軍佔領村落後焚燒村屋並撤回社寮營地。7月1日,牡丹社等終於投降。 之後日軍移營龜山(今車城鄉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附近)長期駐紮,卻因氣候與衛生因素飽受瘧疾等熱帶疾病之苦,據日方紀錄,參與行動的日軍與隨軍人員5,990人共回報了1萬6,409件的患病紀錄,呈現出平均1人患病2.7次的慘況,而561名的病死者更達實際戰死者的數十倍之多。 大清和日本兩方交涉[编辑]日本5月中旬出兵台灣,同治帝隨即於5月下旬派遣船政大臣沈葆楨為欽差大臣,以巡閱為名來台,主持台灣海防及對各國的外交事務。李鴻章允調唐定奎率領的淮軍十三營六千五百人赴台,該部隊熟習西洋槍砲,是淮軍主力。當年農曆九月中旬以後到十月間陸續抵台,使得雙方戰力情勢逆轉,沈葆楨的談判地位因此頓時提升了許多[24][25]。在外交方面,清朝當時以《台灣府志》記載了琅嶠諸社在1725年歸化大清,是為琅嶠歸化生番十八社一事,證明該處納入版圖並有效收取番餉。清廷認為此地已是中國領土,生番如何處置是自己的事,以此要求日本退兵[26]。 加上此時日軍因熱病侵襲,病歿650人(陣亡者僅20餘人),又已耗軍費1260餘萬日圓(尚未計算購買運兵用船舶的770萬日圓),深感難以持續。於是日本政府派內務卿大久保利通為全權大臣,赴清廷交涉[21]。 當時沈葆楨及李鴻章對情勢皆有清楚的判斷,分別上疏表示日本急於謀和,實因情勢窘迫。因此大清帝國起初態度強硬,軍機大臣文祥公開表示,對於日本方面要求的軍費賠償表示:「一錢不給」[27]。 但大久保商請英國公使威妥瑪為調人[28],強勢介入。於是中日兩國在1874年10月31日簽訂北京專約,主旨有以下三條:
結果與影響[编辑]在大清方面,不言賠償兵費,而將五十萬兩白銀拆成十萬兩的「撫卹」與四十萬兩的「購買道路房屋」,算是在保存顏面的情況下息事罷兵[29]。 投降的原住民被授予日本國旗,在他們的村莊上空飄揚,他們認為這是與日本和平和免受敵對部落侵害的象徵,然而,日本人將其視為對原住民具有管轄權的象徵[30]。此事件也為日後日本帝國的野心提供了有益的預演。在日本的一些圈子裡,台灣已經被視為潛在的日本殖民地[31]。 在日本國內,這一行動也安撫了明治政府內部那些推動更激進的外交政策,以及因政府在1873年拒絕進攻朝鮮而憤怒的人。重要的是,牡丹社事件發生在佐賀之亂後不久,由西鄉從道(西鄉隆盛的弟弟)領導,主要由前薩摩和佐賀武士組成。 但因為條約中有日本出兵是「保民義舉」字句,日本據此認定清國政府不否認琉球是日本的屬地。(1875年)繼續進行「琉球處分」,令琉球終止向大清朝貢,復在1879年迫使琉球國王尚泰移住東京,派軍警進駐琉球,廢止「琉球藩」改設「沖繩縣」,但大清並未放棄琉球宗主權對日本提出抗議。1880年,在前美國總統格蘭特調解之下,日本提議及外務省底線將割琉球群島以北歸日本,南邊的宮古、八重山島屬大清,清國政府則提出北邊的奄美群島歸日本,中間的琉球群島歸琉球國,南邊的八重山群島(含八重山、宮古島等)歸大清,最後並未成案。直到1894年甲午戰爭日本擊敗清國,台灣割讓給日本,清國無力繼續過問琉球問題,琉球遂在國際默認下歸屬日本,清國與日本之間並沒有簽訂任何條約,正式放棄琉球的宗主權改歸日本。 「牡丹社事件」後,中國體認到台灣的重要性,轉為積極治理台灣,增設府縣,並在1885年設省。[32] 「牡丹社事件」前,台灣東部不屬於中國治理範圍。牡丹社事件之後,中國體認到台灣的重要性,轉為積極經營台灣,增設府縣,並對台灣東部及原住民地區以「開山撫番」進行開發、征服及台灣東西部越嶺古道,從未有效統治原住民地區。並於1884年爆發清法戰爭後,1885年建立福建台灣省。 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清朝戰敗,日本藉由馬關條約取得台灣後,鑒於此次攻台與接收過程中病死人數遠多於戰死,決意在台灣積極著手規劃建設醫療衛生設備,以方便統治台灣。 文化資產[编辑]紀念碑[编辑]
受此事影響而興建之建築[编辑]
排灣族戰士頭骨歸還[编辑]文獻記載日軍取下12個頭顱帶回日本,其中4具台灣原住民頭骨輾轉被攜帶到英國,目前收藏在英國愛丁堡大學中;文獻顯示,取得地點為牡丹社(Botan),由美國海軍軍官取得後經2次轉手,最後交由曾任愛丁堡大學校長解剖學家Sir William Turner收藏及記錄至今。雖然台英都有意促成返還美事,但牡丹當地居民謹慎面對,期盼先證明「真的是祖先頭骨」[34]。 考據[编辑]日本沖繩大學歷史系客座教授又吉盛清認為,牡丹社事件發生源自「語言隔閡的誤會」,非單一方面嗜殺所致。[33] 相關作品[编辑]
相關條目[编辑]
參考文獻[编辑]
延伸閱讀[编辑]
外部連結[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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