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文 孔雀 明王 经

後記

「後記」，首先，介紹大孔雀明王法的流傳；其次，說明大孔雀明王法有關的研究；最後，略述本書的製成因緣。

（1）大孔雀明王法的流傳

歷史上，大孔雀明王法的流傳，是與女性救護者（rakṣā）系統或明王（vidyā-rājan; vidyā-rājñī）系統在各個地區的流傳及被接受的程度息息相關的。印度佛教，至今還在一些地區流傳且保存著梵文寫本的《五部救護者》（Pañca-rakṣā），而且受到佛教界與佛學界相當的重視。大隨求明王（Mahā-pratisarā vidyā-rājñī）、大千降伏（或大千摧碎）（Mahā-sāhasra-pramardanī）、大孔雀明王（Mahā-māyūrī vidyā-rājñī）、大密咒隨持（Mahā-mantrânusāriṇī or Mahā­mantrânudhāriṇī ）、大寒林（Mahā-śītavatī），這五位化現為女性的明王或護法菩薩，以明咒（vidyā）、密咒（mantra）、陀羅尼（dhāraṇī）、名字（nāman）、經書（sūtra）、形像（pratimā）做為介面或代碼，搭配持誦、敬禮、觀想、結手印等修持項目，對廣大的可被預期的協助對象，遂行平時在各方面的防護、守護，以及事發時在各方面的救助。這一套女性救護者的系統，廣泛流傳於中亞、中國、蒙古、韓國、日本、印尼，在西藏、尼泊爾等地區，影響尤其深遠，有關的研究，也很可觀。

若就大孔雀明王法在中國的流傳，可以看到二條軸線的進行。其一，典籍的翻譯，包括經典文本以及有關密咒、壇場、尊像、禪觀的儀軌。其二，大孔雀明王法之崇尚或實修在學佛人士的體現。略舉二例。其一，「孔雀明王經變相」，位於重慶市．大足區．寶頂山．石刻區的摩岩造像．第13龕，開鑿於宋代。其二，「孔雀洞」，位於四川省．資陽市．安岳縣．雙龍街鄉，其洞依岩而鑿，造像開創於北宋，最引人注目的是孔雀明王造像。

大孔雀明王法在日本的流傳，也是二條軸線在進行。早在八世紀的奈良時代，就已受到若干的尊崇。流傳至今的，還有許多被列為重要文化財。雕刻方面，有金剛峯寺、正暦寺、聖天堂的雕像；繪畫方面，有仁和寺和東京國立博物館收藏的國寶級的畫像，以及法隆寺、醍醐寺、安樂壽院、智積院、松尾寺的重要文化財的畫像。

（2）大孔雀明王法有關的研究

若以研究進路與研究方法為視角，大孔雀明王法，如同佛教或各種宗教的項目，一旦放在世間的研究平台，做為宗教文本、宗教現象、宗教文化、乃至宗教修煉，關聯地就會變成學界的研究對象。然而，從什麼觀念與心態進行研究，都在研究哪些方面或部分，以及生產出什麼樣的知識成果，一般而言，這既不等於宗教項目的內涵，也不是宗教項目所能決定的，而是主要取決於二方面的條件。其一，研究之進行所在的學術圈之學術標準的制定與規範，學術圈的主流論述的建構以及往學術權威靠攏的互為朋黨或兩相傾軋，再加上學術圈對於宗教與學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的集體無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其二，個別研究者在宗教與學術的反思與自覺的程度，個別研究者對於宗教偏好或偏見的自處方式，以及個別研究者對於侷限、盲點、與可能偏誤的自我坦承的情形。簡言之，所謂的學術研究，通常只不過是學術圈與研究者之間互為觀待的一些呈現樣貌，既不等於宗教項目的內涵，也往往無關乎諸法實相或救度眾生。

當代有關大孔雀明王法的研究，可為琳瑯滿目，在此粗略舉出如下的七個方面：

第一，基礎文獻方面，《大孔雀明王經》梵文寫本，連同其它全都寫在樺樹皮（birch-bark）上的寫本，1890年2月，在新疆庫車（Kuchar）庫木吐喇石窟（Kumtura Grottoes）的千佛洞（Ming-oi 維吾爾語）當中的一個在古代紀念稱友（Yaśo-mitra）的圖書室被挖掘出土。同年3月，被一位英軍中尉鮑威爾（Hamilton Bower）買走；而目前被收藏在英國牛津大學的Bodleian Library。這一批，學界推定為抄寫於公元第四至第六世紀，應可稱為庫木吐喇寫本、或稱友寫本，然而更常見的卻是帶有濃厚殖民主義的名稱——鮑威爾寫本（The Bower Manuscript）——總共56張葉片，由七部分構成，而《大孔雀明王經》就在第六與第七部分。1897年，Hoernle發表其有關《大孔雀明王經》梵文寫本的初步的解讀與說明。1899年，Ol´denburg將Hoernle的解讀與說明與佛教其它的一些文本比對，並且做成《大孔雀明王經》梵文寫本完整的解讀。1907年，渡辺海旭（Kaikyoku Watanabe）就Hoernle和 Ol´denburg的解讀，與《大孔雀明王經》漢譯本比對，發表其有關梵文寫本與漢譯本之間同異情形的一些看法。1972年，田久保周誉參考Ol´denburg的解讀、藏譯本、漢譯本、以及東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有關的梵文寫本的一些葉片，發表《大孔雀明王經》梵文本之羅馬拼音的校訂本。此外，1932年，王靜如以《大孔雀明王經》西夏文為主幹，配合梵文本、藏譯本、漢譯本，發表一篇由這四種語文做成的校釋本。由梵文寫本的解讀、說明，搭配照相版的製作，或轉寫成羅馬拼音，或就有關語文在版本內或版本間進行校勘或校訂，這些都是基礎文獻方面入門的工作。也有學者介紹《大孔雀明王經》梵文寫本在近代以來的發現與初步的文獻研究。另外，《大孔雀明王經》不空（Amoghavajra）譯本（T. 982），也有完整的法文翻譯。

第二，文獻史方面，做文獻溯源的推測，或文獻發展的猜想。這一方面，如果學者先相信，佛教特定的典籍在歷史上存在著一個原始文本（ur-text: an original or the earliest version of a text, to which later versions can be compared），而且現存有關的文本都可以被標定在文獻發展的譜系，則學者在佛教文獻史的論述，將很難免流於推測與猜想。例如，一篇名為〈《孔雀明王经》文本的形成与密教化〉的文章，即基於原始文本與文獻譜系之信念，試圖論述《孔雀明王經》的原始文本或核心文本，以及捕捉有關文本從簡單擴展到複雜的蹤跡。此外，也有文章主要聚焦在《大孔雀明王經》各個漢譯本，整理有關的經錄、史傳、文本內容，討論各個漢譯本的差異與演變。

第三，文字學方面，很常見的做法，就是針對文本的一些用詞或名字，進行比較或考證。Sylvain Lévi在1915年發表的一篇文章，拿有關的梵文本、漢譯本、藏譯本，考證《大孔雀明王經》出現的眾多夜叉（yakṣa）的名字。該項考證雖然詳細，也受到學界的重視，卻難免疏漏與謬誤之處。高楊在1990年，即撰文提出176筆的補證。此外，也有學者單純就不空（Amoghavajra）譯本（T. 982）與義淨譯本（T. 985）的一些譯音詞，配合梵文本，考察這些譯音詞所可能反映的語音現象。South Coblin則主要討論僧伽婆羅（Saṃghavarman）譯本（T. 984）的一些對照梵文讀音的譯音詞。

第四，文獻學暨文字學方面，拿梵文本《大孔雀明王經》與其它文本做有關用詞的比較，從而推測不同文本之間的親疏遠近的關係，或前後發展的關係。

第五，經書的文化現象方面。當代做佛教的學者，對於佛教古代的佛塔，習慣地傾向於用所謂的佛塔崇拜的說詞予以套用地論述；同樣地，對於佛教古代的經書，也習慣地傾向於用所謂的經書崇拜的說詞予以套用地論述。如此相當輕易的論述，其重心不僅放在所謂的崇拜現象背後的團體或派別，而且放在不同團體或派別彼此勢力的相抗或消長。在這樣的學術氛圍下，涉及《大孔雀明王經》，乃至《五部救護者》（Pañca-rakṣā），討論寫本關聯的文化現象或甚至所謂的經書崇拜，當然也有學者在做。

第六，經書的社會脈動方面，這在於將《大孔雀明王經》不同時期的傳譯本，看成主要在於反應與吸收造成不同時期的社會變遷的主要動能。換言之，社會主要的動能在不同的時期起伏震盪，而經書在不同時期的內容，也跟著此消彼長。甚至有學者緊抓住「明王」一詞，搭配其它來源的諸如仁王、忍王、聖王、天王、輪王、法王等用詞，對《大孔雀明王經》及其漢譯者，做可能過多的政治聯想。

第七，歷史語用學（historical pragmatics）方面，以歷史之跨時代為背景，探討不同的語境或脈絡對語言使用（linguistic pragmatics）的影響作用。例如，Ronald Davidson根據《大孔雀明王經》以及佛教包含密咒（mantra）或陀羅尼（dhāraṇī）的一些典籍，著眼於言語行為（speech act），試圖找出所謂的密咒或陀羅尼在這些典籍的格式化的一面，以及用法差異的另一面。

以上略舉的七個方面，主要涉及基礎文獻、文獻史、文字學、以及偏於世間外緣的諸多現象。然而，就《大孔雀明王經》，探究其經文的義理，體會眾生正在面臨或將要面臨世間各種困境在心態上的痛苦與怖畏，思考大孔雀明王法的對治力與救度力如何形成，認識護法菩薩如何推動其廣大且長久的願行，以及闡明大孔雀明王法如何內化且助成佛教修行道路的落實與推進，這些更貼切於經典教學方面的論題，在當今學術界，似乎乏人問津。

（3）本書的製成背後的一些因緣

本書的製成，可溯至數年前，宜蘭開成寺前任當家慈頌法師提議，期待能將梵文本《大孔雀明王經》翻譯成中文，不僅提供修學大孔雀明王法門者梵文方面較為精確的讀誦與翻譯，而且提供良好工具與線索，協助在經文密咒與義理上的理解。有感於慈頌法師長年在學習梵文與研讀佛典的殷勤，更感念其故師見如老和尙一生皆以弘揚大孔雀明王法門為職志，故不揣淺陋，於公元2018 年1 月底至2 月初，為期五天，在宜蘭開成別院，做密集的講解。稍後，又在台灣大學哲學系場地的「佛典講座暨讀書會」，做補足的講解。講解之後，眾多學員熱心且積極地做逐字稿、校對、與編排，齊心協力付出寶貴的時間與心力，才讓本書得以較好的品質與優良的排版順利付梓。在此向以下諸位表達感謝（按姓氏筆畫順序）：釋宏滿、釋悟定、釋普暉、釋湛智、釋慈頌、釋蓮梵、王美瑤、古月湖、白玉鳳、施秀滿、畢群、陳奕誠、陳依君、萬伶芳、楊凡煙、鄭蓓婷、鄭汶娸、劉根定、劉啟霖、蔡駿杰、蕭哲沅、謝美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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