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关税取消

报道还引述白宫发言人夏尔马(Saloni Sharma)说，在对华关税问题上，拜登在台海局势升温前没有做出决定，目前仍未做出决定。她还强调，没有任何事情被搁置，所有的选项仍然在台面上。

中国金融学者贺江兵周四对本台表示，他认为中国近期对台军演与美国对华关税的考量没有太大的关联，但拜登政府的确进退两难。

“拜登目前左右为难。如果他取消关税，舆论反弹会很大，因为超过八成的美国人对中国不友好（持负面态度），国会议员更是如此；如果他继续加码，他也为难，因为现在美国通胀较高，所以他干脆只动嘴、不动手。”

当被问及美国政府为何迟迟未就对华关税作出决定时，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Gina Raimondo)周三对彭博社说，佩洛西的台湾行让美中地缘政治变得“格外复杂”。她指出，拜登总统正在“非常谨慎地”考虑如何调整前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因为拜登希望确保他采取的行动不会损害美国劳工的利益。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四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回应说，美国不要指望中方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应该尽早取消所有对华加征的关税。

戴琪：加征关税显然不够

早在三个月前，拜登就在一场演讲中说，白宫正在考虑取消对部分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以帮助平抑美国快速上涨的物价。路透社此前还引述多名知情人士说，美国财政部长耶伦(Janet Yellen)支持削减部分关税，但美国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希望维持这些关税，以便持续对中方施压。

戴琪周三就在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United Steelworkers)的年会上说，美国要采取“新的、全面的、务实的方式”应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和经济行为。她说，多年的对话和贸易争端并未促使中国进行有意义的改革，美国不会坐等中国改变，并承诺将使用她掌握的一切工具来追究中方的责任。

贺江兵分析，戴琪所说的“新方式”显然指的是关税以外的其他实质性手段。

“比如在窃取知识产权的问题上，美国可能会采取更直接的处罚手段，比如罚款、走司法途径等等，甚至会宣布很多禁运制裁，包括不让中方接触到美国高科技产品，而这种情况可能已经发生了。”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周四引述几位中方学者说，据传拜登政府把台湾问题和美国加征的关税挂钩是“荒谬的”，推迟取消惩罚性关税只会持续伤害美国经济。

数据：关税与通胀关联不大

美国商务部周三公布，美国七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上升8.5%，较前一个月的增幅略微放缓，但仍处在几十年来的高位。

自2018年起，特朗普对中国商品加征了四轮关税，但两千多项商品获得了关税豁免，而豁免期在拜登就任总统前已经结束。今年三月，美国恢复了其中三百多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豁免。近几个月来，美国商界一直在游说政府取消更多商品的关税，表示这有助于控制通胀。

但数据表明，对华关税与美国高通胀没有多大关系。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罗斯(Katheryn Russ)年初发文说，美国的通货膨胀只有很小一部分源自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取消这些关税只会让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下降0.26个百分点，效果非常有限。

始于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对华加征关税近日陆续到期，但美方对取消关税却并不积极。对华贸易战本质上是美国两种焦虑情绪催生的产物：一是中产阶级危机，二是国力相对衰落。前者导致右翼民粹势力崛起，后者令美国鹰派政客对华敌意加强。美国政府一方面无力解决国内民生问题，只能转移矛盾，另一方面固守冷战思维，破坏全球合作，最终反加剧了自身的经济与政治风险。

美国特朗普政府时期对华加征的关税近日陆续到期，但美方对取消关税却并不积极，反而酝酿新一波对华经济霸凌。如美方坚持“政治挂帅”的错误经济政策，贸易保护主义的负面影响将在美国社会持续放大。

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时就指责中国“不公平贸易”，上任后于2017年8月对华展开“301调查”；次年3月22日，特朗普政府根据该调查结果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特朗普政府随后多次扩大对华加征关税范围和规模，对中兴等企业实施针对性制裁，并在中美经济谈判中屡次违背承诺和提高价码，致使贸易战逐渐升温。拜登政府基本维持了特朗普时期的关税，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制裁中国科技企业，导致中美贸易战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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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行为”难掩政治工具本质

美国对华贸易战本质上是美国两种焦虑情绪的产物。一是美国日益加剧的中产阶级危机。由于美国经济自里根时代以来持续“脱实向虚”，美国制造业工人、小企业的生存处境逐渐恶化，整个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反全球化的右翼民粹运动趁势崛起。特朗普等民粹政客将中产阶级困境归咎于“不公平”的全球贸易，鼓吹通过贸易保护主义维护本国劳工利益。

二是国力相对衰落导致的战略焦虑。一些战略鹰派将中国的崛起视作威胁，质疑自尼克松以来的“对华接触”政策，认为美“允许”中国参与全球化是“战略错误”。他们将中美经济相互依存视作美国反华遏华的障碍，主张美国应进行对华经济“脱钩”。鹰派政客和右翼选民在贸易政策上一拍即合，因此对华贸易战愈演愈烈、难以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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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角度看，贸易保护主义对美弊大于利。仅2018年，贸易战就造成美国实际收入每月减少14亿美元，物价上涨导致消费者每月多支出32亿美元。贸易战波及跨国产业链上的美国本土企业和劳工，事实上负面影响美国制造业。例如，美联储2019年初指出，美国钢铁行业在前一年损失超过7万个工作岗位。而截至2019年3月，美国总体贸易逆差已达2008年以来的最高值6210亿美元，较特朗普就任时增加1190亿美元。由于从中国撤出的企业转向第三国，美国不但未实现“制造业回流”和削减贸易逆差的目标，反而因为中美贸易规模缩减而损失了部分对华关税收入。近期研究发现，残存的特朗普关税至今仍给美国企业、消费者每年带来510亿美元额外支出。

因此，对华贸易战与其说是经济行为，不如说是反华政客对抗中国的政治工具。美国自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起，将中国视作首要威胁，美国贸易政策也围绕着对华竞争展开，包括建立排除中企的“安全供应链”、通过制裁封锁打击中国科技企业、抹黑破坏中国海外经济合作、拉“小圈子”重立国际贸易规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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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病外治”加剧政治经济风险

回顾过去五年，贸易战确实给中国部分产业、尤其是科技企业带来严峻挑战，但并未如美国鹰派所愿“打垮”中国。中国积极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一方面深化对外开放、扩大国际合作，另一方面开发国内市场潜能、强化自主创新和科技自给自足能力。

面对少数国家另立国际规则的企图，中国在国际经贸领域积极争取话语权，并加强南南经济合作。从根本上来说，只要中国保持经济活力、保持对外开放，美国就难以通过贸易战等手段构建排除中国影响、由美西方垄断规则的全球经济秩序。

拜登政府当然深知贸易战得不偿失。通常被视作拜登2020年选举纲领的《使美国外交政策更好地为中产阶级服务》(Making US Foreign Policy Work Better for the Middle Class) 一文指出，美国多数民众的工作生活依赖跨国贸易，经济保护主义不是缓解中产阶级焦虑的灵丹妙药。该文还批评部分美国政客热衷于“新冷战”等宏大议题，置美国选民利益于不顾，已引起选民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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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拜登就职后，新一任美国政府基本上延续了特朗普时代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且变本加厉地制裁中国科技企业，推进建设排除中国的“技术同盟”“安全供应链同盟”，还热衷于通过炒作“中国威胁”来团结选民和反对党。这说明部分美国政客对内无法解决中产阶级民生问题，只能通过指责所谓“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转移矛盾；对外抱有冷战式“零和”思想，执意破坏全球化与全球发展合作，到头来反而加剧了美国面临的经济与政治风险。

为迎合反华政客和民粹集团，无论哪位总统上台，美国政府很难在经济领域软化立场。但贸易战无法解决美国中产阶级的民生问题，当前美国经济困境就是实例，而一味向外转移矛盾的美国执政者终将被选民抛弃。

到了2022年，面对通货膨胀和选举压力，美国财长耶伦等官员开始在对华关税领域释放和解信号。但是，部分战略鹰派仍全力阻挠关税减免，为反华不惜牺牲美国选民福祉。要想真正解决美国中产阶级的民生困境，美国不仅应停止对华贸易战，而且应改正贸易战背后的对华战略敌意，摒弃冷战思维，与中国共同探索和平共存之道。

两个月后，戴琪表示，她将批准把某些中国进口产品排除在美国惩罚性关税之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美国企业面临的压力，未来可能还会启动更多排除程序。因为，这些关税往往由美国公司支付，因此有时会损害美国的经济利益。

当时，戴琪还强调美方无意煽动对华贸易紧张，同时也不认为所谓的中美脱钩在今天的全球经济环境下可行，“我想更值得问的问题是，在探索‘再挂钩’时，什么是我们试图寻求的目标？”

此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启动审查，考虑是否为549项产品恢复豁免，并就此征询公众意见。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决策科学与企业经济学系高级讲师袁志乐向BBC中文表示，美国不想加剧与中国的贸易对峙，因为两国需要在不同的全球问题上合作，包括全球变暖和一些地缘政治冲突。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这一问题更为凸显——美国一方面反复警告中国不要帮助俄罗斯逃脱制裁；同时拜登也表示，中国明白其经济未来同西方的联系要比同俄罗斯更紧密。

袁志乐认为，另一个短期因素是，贸易战可能会使美国目前的高通胀率恶化，也会损害美国制造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在贸易战中征收的关税意味着美国进口商、制造商和最终的消费者面临更高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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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目前面临的通胀压力，可能也是缓解中美贸易关系的原因之一。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也曾表示，降低关税将产生“抑制通胀”的效果。而调整对华关税将有助于缓解通胀压力。

目前，美国正在经受40年未见的高通胀，美联储为应对通胀已经开启加息进程。即便如此，路透社援引多位分析师称，华尔街忧心于美联储在应对通胀上已经慢半拍。

束珏婷也提到，在当前通胀持续走高、全球经济复苏面临挑战的形势下，希望美方从中美两国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根本利益出发，尽快取消全部对华加征关税。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只是沿袭特朗普时期的政策豁免部分商品的关税，并未取消任何特朗普时代加征的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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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重新豁免300多项中国商品关税，是否意味着中美贸易战迎来转折点？这尚待观察。

重要的背景是，中国没有履行两国在2020年1月签署的贸易协议。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高级研究员鲍恩（Chad P. Bown）分析，按照协议，中国应该在过去两年购买总共5024亿美元美国商品和服务，最终中国购买了2888亿美元，只完成了57%。 这意味着中国平均每年购买1444亿美元，甚至没有达到2017年的采购水平，至于那额外的2000亿美元，“中国最后一点儿也没有买”。

这引发了美方的不满，戴琪称，两国贸易关系目前“正处于困难阶段”；美国商会国际事务负责人布瑞连特（Myron Brilliant）表示，如果磋商失败，拜登政府将考虑一系列选项，包括可能导致新关税的新一轮贸易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