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惡時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分裂選邊，紅色為蘇聯陣營，黃色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陣營，黑色代表中立，其中柬埔寨雖為中方陣營，不過後來因為被越南占領而瓦解。 中蘇交惡（俄語：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又稱中蘇決裂、中蘇矛盾，是指冷戰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發生的外交、軍事關係上的疏遠甚至對峙衝突。 中蘇分歧同時覆蓋國家利益和意識形態層面。有鑑於兩者的軍事地理及歷史關係複雜，雙方的矛盾基本不可避免。衝突開始時間尚無定論，但大致緣於1956年蘇共二十大後的中蘇論戰，中共黨內部分黨員對蘇聯共產黨第一書記赫魯雪夫的去史達林化感到不滿。1961年，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率團出席蘇共二十二大時與蘇聯方面激烈辯論不歡而散，並拒絕參加此後的蘇共二十三大。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五一六通知》，決定開展文化大革命，中蘇兩國關係徹底凍結。 中蘇衝突在軍事上接著發揮了作用，中國東北戰後的局勢兩國時有不滿，在1969年珍寶島事件後達到頂峰，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聯在邊界部署了重兵提防對方，此後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謀求與非社會主義陣營的美國發展關係，在季辛吉秘密訪華和中美建交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即開始改革開放，經濟上的一邊倒政策也正式終結。 中美建交後的中蘇關係一直很緊張，並一直持續到1980年代，至1989年六四事件前夕，時任蘇共中央總書記戈巴契夫正式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蘇關係才得以正常化，隨後蘇聯於1991年解體。在蘇聯解體前，中蘇大部分時間都在對立。蘇聯解體後，目前中國追求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由中俄關係繼承了中蘇關係。 中蘇矛盾緣起[編輯]前奏[編輯]中蘇矛盾萌芽於1930年代中共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毛澤東和其他一些領導人認為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指示不符合缺少城市工人階級的中國的國情（在城市發動工人階級的革命全被國民黨鎮壓，因國民黨重軍駐守在城市），而決定發動農民進行革命。時任蘇共中央總書記的史達林始終不認為毛澤東的方法適合中國革命，而支持瞿秋白、李立三和「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領導中國共產黨，把毛澤東排除在中央委員會之外。遵義會議及延安整風後毛澤東掌握黨內實權，並在中共七大後成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而代表蘇聯路線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逐漸退出權力中心。自此毛澤東全面執掌中共。即使如此，直到1938年，史達林仍然不願意承認毛的領導地位。毛澤東認為，共產國際並不瞭解中國，而他的成功並不是靠史達林的支援而是靠自己的奮鬥，更明言「我們努力解放中國肯定不是為了把本國交給莫斯科」。赫魯雪夫回憶稱，史達林曾認為毛澤東是個「仿造的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理解有限，缺乏國際眼光，侷限於自己的革命經驗[2]。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即將結束時，蘇聯軍隊向日本宣戰，出兵佔領中國東北。期間蘇聯把20億美元的工業設施當作「戰利品」掠走，並沒收了30億美元的金條和8.5億滿幣。蘇軍把部分日軍武器交予中共軍隊，卻不讓他們控制東北。 抗日戰爭結束後，蘇聯領導人史達林希望中共和中國國民黨領導的國民政府合作。1945年蘇聯和中國國民黨主導的國民政府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令毛澤東很不高興。國共內戰期間，蘇聯雖然為中共提供一些武器，卻未有全力支持中共。毛澤東事後認為，是因為沒有聽史達林要他和蔣介石合作，革命才勝利。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蘇聯成為首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奉行「一面倒」的外交政策，即向社會主義國家陣營靠攏，歌曲《莫斯科-北京》還成為建國初期家喻戶曉流行歌。1950年，中蘇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蘇聯開始對中國提供大量技術援助，如援建武漢長江大橋等多項建築計劃，以及著名的156項重點工程，輸出各種技術與人才，「莫斯科-北京軸心」因此形成。毛澤東還於1952年讚揚這個軸心是「持久的、牢不可破的、戰無不勝的」[3]。 儘管如此，中蘇兩國在意識形態上卻有很大的分歧。中國認為「毛澤東道路」，即像中國革命一樣，「由工人階級和共產黨領導的全民族反帝聯合戰線」及「由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開展持久的武裝鬥爭，從農村包圍城市」，是「許多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爭取獨立和解放的道路」，這理論「不僅對中國和亞洲具有意義，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也具普遍意義」，更認為中國革命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經典」。蘇聯卻不認同毛澤東的言論，認為應遵從馬克思、列寧和史達林指引的道路，亞洲人民以中國革命看作樣板非常危險[4]。 分歧[編輯]1949年底至1950年初毛澤東訪蘇，其目的主要是廢除1945年條約，重新簽訂中蘇同盟條約。史達林最初反對「改變原有中蘇條約的合法性」，蘇聯租用旅順口30年「在形式上不能改變」，但可以發表一個聲明表示蘇聯同意從那裡撤軍。後來，在毛澤東的強硬態度面前，史達林不得不同意簽訂新條約。蘇聯有關部門反覆考慮，數易其稿，在周恩來到達莫斯科之前起草了12份有關條約和協定，其中規定，目前在旅順口和大連港的蘇聯軍隊自本條約生效之日起2－3年期限內全部撤回蘇聯境內，撤軍將於1950年開始。最後，經過雙方討論確認的協定規定，締結對日和約後，不遲於1952年底，蘇聯軍隊撤出旅順海軍基地；1952年8月周恩來率中國代表團到莫斯科與史達林進行會談，除了解決中國的經濟發展計劃和韓戰問題，延長蘇聯在旅順基地駐軍也是討論的內容之一。會談中史達林指出，延長共同使用旅順海軍基地期限的倡議應由中方提出。我們在那裡是客人，而客人是不提這種問題的。於是，周恩來建議以互換照會的方式，由中國政府向蘇聯提出相應的請求。9月15日，中蘇交換了《關於延長共同使用中國旅順口海軍基地期限的換文》。[5] 1953年史達林死後，1954年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雪夫訪華，並在1955年把軍港旅順歸還中國。史達林的去世使蘇聯黨內圍繞繼承人的問題展開了激烈的鬥爭，赫魯雪夫特別需要得到中共的支持。因此，在1958年兼任部長會議主席之前，赫魯雪夫主要是利用黨的渠道向中國通報各種情況，以求得到中國領導人的理解和支持，同時也通過這條渠道推動向中國提供大量經濟的和軍事的援助。交還旅順口的問題，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的。[5] 1956年，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赫魯雪夫批判了對史達林的個人崇拜，提出「三和路線」[註 1]。之後蘇聯和從前史達林批判的狄托領導的南斯拉夫建交。赫魯雪夫對史達林的批判，搬走了壓在中共頭頂上的石頭，但其對個人崇拜的批判，讓毛澤東很不高興。一般認為，赫魯雪夫對馬列主義中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不可調和的衝突的修改[註 2]，讓中共不悅。但沈志華認為，事實上，在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時，中共還強令北越代表接受與南越劃北緯17度線而治的提案。因而蘇共二十大時，中蘇還未因與資本主義陣營的妥協而產生分歧[6]。 1958年4月和7月，中共要求蘇聯提供承諾給予的核子武器及核潛艦，蘇聯則提出要在中國領土上建設用於軍事的長波電台，和在中國領海和中方組建聯合艦隊作為交換。在建設長波電台問題上，毛澤東認為這牽涉主權問題，提出中方出一半資金，蘇聯出另一半資金和全部技術，但長波電台主權屬於中國，被蘇聯拒絕；而組建聯合艦隊一事，毛澤東則認為蘇聯企圖軍事控制中國。中國當時海軍十分薄弱，即使組建聯合艦隊也無能力共享蘇聯的海岸線。毛澤東後來在回憶這件事時說：「事實上同蘇聯鬧翻是1958年，他們在軍事上控制中國，我們不干[7]。」赫則無法理解毛的激烈反應，特別是蘇聯剛答應提供給中國潛艦技術的前提下，他說「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家間在互相供應、合作上不存在任何困難，而我們竟連這麼簡單的一件事都不能取得一致意見[8]。」 沈志華認為，事實上毛澤東之所以對聯合艦隊之事大發雷霆，是為了把赫魯雪夫騙到北京。在赫魯雪夫秘密訪華與毛澤東會談之後，毛澤東突然提出就這次會談發表一個聯合公報。8月3日的聯合公報強調：「雙方就……解決國際問題……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見。」而其實雙方在會談中並沒有談及任何「國際問題」。而就在聯合公報發表後的8月23日，解放軍炮擊金門。美國和中華民國方面自然認為這是赫魯雪夫和毛澤東共同商量好的軍事行動。然而，事實上，毛澤東從未向赫魯雪夫透露過炮擊金門之事，在炮擊金門之前赫魯雪夫一直被蒙在鼓裡。毛澤東其實是狐假虎威，赫魯雪夫被毛澤東利用了。這件事後來成為中蘇分歧的重要誘因[9]。 蘇聯對人民公社運動和大躍進的反對[編輯]131工程地下防核爆避難區，1968年，中蘇邊境局勢緊張，中國政府準備應戰，毛澤東下令汪東興在鄂南地區為他修建戰時住房：防核戰爭地下指揮部。 大躍進早期，蘇聯是一直支持的。但在1958年，蘇聯對人民公社運動則較為謹慎。赫魯雪夫對人民公社的不同看法，開始由西方媒體曝出。1958年12月17日，《華盛頓郵報》刊載文章披露了美國議員休伯特·韓福瑞12月4日在克里姆林宮與赫魯雪夫的談話，韓福瑞就中國公社問赫魯雪夫蘇聯是否打算追隨中國的榜樣時，赫魯雪夫稱，公社制度對蘇聯不合時宜。赫魯雪夫還表示，公社支隊這個詞也用錯了，「公社」一詞緣起法國大革命時代，是一種城市形態而非農村形態。他接著說，中國制度實際上是反動的。蘇聯曾嘗試過公社，但行不通。隨後《紐約時報》在阿那斯塔斯·米高揚訪美期間發表索爾茲伯里撰寫的特稿《米高揚說，公社在蘇聯的實驗中失敗了》，其中稱蘇聯放棄了最近在共產中國所建立的那種純粹公社的工作。 蘇聯報刊從1959年開始公開報導蘇聯領導人對人民公社的看法，1959年7月21日，《真理報》刊載赫魯雪夫在波蘭波茲南省波拉夫采生產合作社群眾大會上的講話，講話中稱，公社在蘇聯建立過於草率，「儘可能幹，按需拿」這樣的公社「沒有什麼成績」。集體農莊才是農民「親切的家」[10]。值得注意的是，波蘭報紙發表時，刪去了此段話，而真理報則全文發表，黨史研究者林蘊暉認為，這明顯是講給中國「兄弟」聽的[11]。 中國歷史學家沈志華認為，中蘇決裂的原因在於到1958年底，「毛澤東不僅堅信中共已經找到了向共產主義直接過渡的正確途徑，而且感覺到，通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國將比蘇聯更快地進入共產主義者的理想社會。」但蘇聯覺得如果贊成人民公社，就會欺騙國際工人運動，因此1959年7月《真理報》發表了赫魯雪夫隱晦的檢討了蘇聯1920年代在農村建立公社的錯誤，但此舉卻激怒了正在廬山會議上批判彭德懷的毛澤東[12]，最後沒能阻止大躍進的發生。 意識形態衝突[編輯]台海危機[編輯]1958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炮擊金門，引發第二次台海危機，事先未通報蘇聯。9月24日，解放軍意外獲得了中華民國空軍發射的響尾蛇飛彈，但一度拒絕移交給蘇聯，引起蘇方不滿[13]。1959年6月，蘇聯以正在和美國等國家談判達成禁止核子試驗的協定為由，停止對中國大陸的核項目的援助。8月中印邊境糾紛，未經和中國溝通蘇聯塔斯社發表對中印衝突中立的聲明，拒絕支持中國。9月底赫魯雪夫和美國總統艾森豪舉行峰會，進行和解。蘇聯此舉是為了消減核戰爭的威脅，並且由於中國的大躍進而認為中共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共則由此認為蘇共在西方面前退縮。9月30日，赫魯雪夫訪華，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十周年活動，其間和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發生爭論。 鯤鵬展翅，九萬里，翻動扶搖羊角。 借問君去何方？雀兒答道：有仙山瓊閣。 毛澤東《念奴嬌·鳥兒問答》（1965年秋） 1960年初，中蘇均表示要團結，但要對方改正做法。4月22日，中共發表了《列寧主義萬歲》等三篇文章，公開點名批評了南斯拉夫修正主義，實際矛頭則指向赫魯雪夫。同年在莫斯科舉行的81國共產黨大會上，以及1961年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上，蘇共否定史達林、主張「兩全路線」[註 6]，還公開批判和中共關係密切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是教條的史達林主義，號召推翻霍查。中共代表周恩來當場予以嚴厲批評與駁斥，並率代表團提前回國，以示抗議。中共認為「認為史達林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總起來還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三七開的評價比較合適[14]。」中國認為否定史達林是醜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給帝國主義者以可乘之機；蘇聯則認為要解除個人迷信給蘇聯帶來的沉重影響，讓蘇聯更好地發展。1961年底蘇聯和阿爾巴尼亞斷交。 赫魯雪夫回憶他之所以從蘇共二十二大起逐漸開始批駁毛澤東的做法，不僅是因為意識形態方面的對立，還因為中方在邊界談判中漫天要價[15]。 U2事件[編輯]1960年5月1日，蘇聯擊落了一架美國U2偵察機，發生了U-2擊墜事件，美蘇緊張關係升級，中國藉機重申美帝國主義侵略本性不改的說法。6月初在北京召開的第11屆國際工會大會理事會上中共積極的組織活動批判蘇共立場，隨後6月底蘇共在五十多個國家共產黨參加的布加勒斯特會議上組織圍攻彭真率領的中共代表團，抨擊中國的大躍進，試圖在理論上壓服中共。7月16日，蘇聯政府正式照會中國外交部，限期召回全部在華工作的蘇聯專家，銷毀部分技術圖紙，從而撕毀了與中國合作的幾乎所有經濟合同[12]。中國認為蘇聯「背信棄義、撤走專家、逼債」，並把三年困難時期部分歸咎於此。事實上，蘇聯撤走專家的確是中國繼續大躍進「煉爭氣鋼」、堅持大躍進的錯誤做法的原因之一[16]。早在1958-1959年，中國已普遍出現了輕視、不尊重蘇聯專家，認為其思想保守的情況[17]。 和平共處問題上的分歧[編輯]簡言之[18]，蘇共認為，現代核戰爭會導致世界大戰和人類的滅亡，使共產主義的勝利變成毫無意義之事，故和平共處是唯一選項，而擁有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的社會主義國家可以在經濟競賽中徹底戰勝資本主義。中共則認為，新的世界大戰不可避免，在戰爭中將滅亡的是帝國主義，而不是人類，社會主義將獲得勝利[19]。周恩來更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中，即使核子武器可能消滅「三億中國人」，世界也會「剩下兩千萬美國人、五百萬英國人、五千萬俄國人和三億中國人」[20]。世界革命和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是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的關鍵。中共認為蘇共是修正主義、分裂主義，蘇共認為中共是教條主義、左傾機會主義[21]。 1962年，毛澤東批判蘇聯在古巴飛彈危機中退縮，認為赫魯雪夫「從機會主義蛻變為投降主義」，蘇聯則認為中共的立場會導致核戰爭。同年初夏，約6.7萬中國公民從新疆邊境逃亡蘇聯，稱為伊塔事件。當年發生的中印戰爭中，蘇聯支持印度。 1963年7月，鄧小平率領中共代表團回國，毛澤東接見 1963年3月30日，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的來信中，特別提出了蘇共的「三和」、「兩全」和「三無」[註 7]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6月14日，中共中央在給蘇共中央的覆信中提出了與蘇共根本對立的總路線。1963年7月5日至20日，中共代表團和蘇共代表團在莫斯科舉行會談。在會談期間，14日，蘇共中央發表《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對中共的覆信進行全面系統的攻擊。為此，毛澤東從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親自主持發表了九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即「九評蘇共」，兩黨之間的論戰達到頂峰，中共認為在蘇聯修正主義已經上台。 領土爭端[編輯]中國於1858年的《璦琿條約》與1860年的《北京條約》兩條不平等條約中被帝俄奪取大量領土。後來蘇聯煽動外蒙古脫離中國而獨立，外蒙古成為蘇聯一個衛星國。毛澤東認為中國還未向蘇聯清算中國向俄國的失土，卻惹來蘇聯譴責毛澤東像希特勒般尋求「生存空間」。中國方面聲稱，從1964年到1969年3月，蘇聯共侵犯中國邊境4189次[22]。 1964年2月23日至8月22日，中國和蘇聯在北京東交民巷40號進行了邊界談判。中方代表團團長為外交部副部長曾湧泉，副團長為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司長余湛，蘇方代表團團長為帕維爾·澤里亞諾夫、副團長為蘇聯駐華大使館參贊伊利亞·謝爾蓋耶維奇·謝爾巴科夫。5月初，澤里亞諾夫乘飛機回到蘇聯和赫魯雪夫會談，赫魯雪夫同意全面迎合中國。7月初，談判取得重大進展，中蘇同意在以黑龍江、烏蘇里江為界的地段，以兩江主航道的中心線為界。中國一側的400多個爭議島嶼，以及約600平方公里的爭議水面劃歸中國。珍寶島等島嶼均歸屬中國。但7月10日，毛澤東與日本社會黨人佐佐木更三、黑田壽男、細迫兼光會面[23]，一日本代表就要求歸還被蘇聯占領千島群島徵詢毛澤東的看法。毛澤東講：「蘇聯占的地方太多了。在雅爾達會議上就讓外蒙古名義上獨立，名義上從中國劃出去，實際上就是受蘇聯控制。外蒙古的領土，比你們千島的面積要大得多。我們曾經提過把外蒙古歸還中國是不是可以，他們說不可以……有人說，他們還要把中國的新疆、黑龍江划過去。他們在邊境增加了兵力。我的意見就是都不要劃。蘇聯領土已經夠大了。有兩千多萬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兩億。你們日本人口有一億，可是面積只有三十七萬平方公里。一百多年以前，把貝加爾湖以東，包括伯力、海參崴、勘察加半島都划過去了。那個帳是算不清的。我們還沒有跟他們算這個帳。所以你們那個千島群島，對我來說，是不成問題的，應當還給你們的。」7月13日，日本多家主流媒體報導了此事。[24][25] 7月30日，蘇方要求將會議地點設置莫斯科。8月15日，曾湧泉提出，若蘇方不讓步，中方有權採取其他方式解決問題，蘇方將此解讀為「毛澤東幾乎是利用戰爭做了暗示」。9月2日，蘇聯《真理報》轉載了毛澤東與日本社會黨人士會談的內容並配有評論，從而進一步刺激了毛澤東。 8月19日，赫魯雪夫在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上發表講話，曾6月達成的協議和毛澤東7月10日談話是「令人憎惡的文件和建議」。 8月22日，蘇聯代表團回國。9月15日，赫魯雪夫在與日本代表團會面時說：「中國各個朝代的帝王，是不遜色於俄國沙皇的掠奪者。如果誰把戰爭強加於我們的話，那麼，我們將會全力以赴地與其戰鬥。我們擁有足夠有力的、可以說是無可限量的戰爭武器。」毛澤東於是表示要準備防止蘇聯入侵的戰爭，9到11月，總參戰役勘察組前往華北、東北和西北地區做戰役勘察，尤其勘查了蘇聯入侵東北時的進攻路線。[24][25] 中蘇方面皆聲稱烏蘇里江中珍寶島是自己的領土，而中國方面稱蘇聯在占領中國領土。1969年3月，中蘇兩國於珍寶島爆發兩次大規模衝突，中方稱為珍寶島自衛反擊戰。事實上首次衝突中，中國軍隊突襲蘇軍，而蘇軍在第二次衝突中報復。其後兩國再於黑龍江八岔島和新疆邊界線上發生衝突[來源請求]。 赫魯雪夫下台後[編輯]反修論戰白熱化後，中共原本計劃連發「十評」文章，但未料到九評發出後，1964年10月14日赫魯雪夫突然下台，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連續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此時中共對赫氏下台的真實原因以及蘇聯新任領導人布里茲涅夫的政策趨向還不清楚，毛遂決定利用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的契機，派出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為首的代表團前往蘇聯祝賀，摸清蘇共新領導的政治意向，尋求避免中蘇徹底決裂的途徑[26]。10月16日，中國成功爆炸第一顆原子彈。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以各種方式向蘇聯傳遞重修於好的信息：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國家主席劉少奇、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朱德、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等人聯名給蘇共新領導人，包括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勃烈日涅夫、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米高揚發去賀電，電文公開見報，中國報刊暫停論戰，開始正面介紹蘇聯新的建設成就。11月5日，毛、劉等人再次聯名發去節日賀電，7日劉少奇與鄧小平出席了蘇聯駐華大使館的國慶招待會。同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在偉大十月革命旗幟下團結起來》的社論。 11月5日，周恩來、賀龍、康生、伍修權、劉曉、潘自力、喬冠華等一行中國代表團抵達莫斯科，受到柯西金等的歡迎，下榻列寧山政府別墅[27]。稍事休息後代表團開始緊張的活動，禮節性地拜訪了蘇聯各位新領導和各國代表團，並接受回訪，利用一切機會與蘇聯方面接觸，傳遞期望改善關係的信息。11月7日，在蘇聯政府舉行的紀念十月革命招待會上，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對賀龍元帥提到「中蘇關系所以不好是因為赫魯雪夫和毛澤東關係不好，我們已經趕走了赫魯雪夫，也該你們趕走毛澤東了，這樣，我們的關係就沒有障礙了，可以回到原來的軌道上來了」，並與賀龍發生爭吵。隨後，中國代表團團長周恩來當即向布里茲涅夫和柯西金提出抗議。布里茲涅夫則解釋說馬利諾夫斯基喝醉了，酒後胡言。周恩來則認為是酒後吐真言，要求蘇方正式道歉。蘇共領導人未立即回應。周恩來隨即率領代表團全體成員退出宴會廳表示抗議。第二天，布里茲涅夫代表蘇共中央向中共中央道歉。而蘇中關係因此繼續惡化[28]。周恩來一行回來報告蘇聯並沒有改變路線的趨勢，中共繼續批判蘇聯執行「沒有赫魯雪夫的赫魯雪夫路線」。 1965年2月，蘇聯總理柯西金訪問越南時取道中國北京，協調雙方援越抗美的立場，爭取和平解決越南問題，中方拒絕了蘇聯有關建議。 雙方軍事策略[編輯]隨著中蘇衝突的加劇，中國對蘇聯軍事行動表示出了深切的擔憂，並進行廣泛的備戰活動。珍寶島衝突後，華沙條約組織採取了與對抗北約同樣的對抗威脅針對中國，蘇聯則一度考慮對中國進行核打擊[29]。 1966年，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中蘇沒有斷交，但除了中國允許蘇聯經中國給越南戰爭中的北越運輸物資之外，兩國關係徹底凍結。1967年，紅衛兵攻擊了當時的蘇聯駐中國大使館。 1967年，中國成功試爆氫彈，西方輿論普遍認為氫彈實驗是針對華約集團的核威脅的一次重大反擊。 1967年1月，發生莫斯科紅場中國留歐學生被毆打事件。 1967年冬至1968年初，在中蘇邊界發生七里沁島事件。 1968年，蘇聯在新疆附近大量增兵。在1961年時，蘇聯在那裡有12個不滿員的師和兩百架飛機，在1968年增至25個師、1200架飛機、和200枚飛彈。同時蘇聯和蒙古達成協議，蘇軍幫助蒙古的南方邊防，並在那裡駐軍（達蘭扎爾嘎朗、宗巴音）。 1968年8月，蘇軍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鎮壓布拉格之春，中國把蘇聯稱作「社會帝國主義」。中國在越戰期間將大量軍隊從南方轉移到東北、華北、西北地區。美國媒體則藉機報導蘇聯計劃對中國實施「外科手術式」核打擊[30]。 1968年10月，與蘇聯克格勃有關的《倫敦晚報》記者維克多·路易斯到台灣祕密訪問十天，路易斯見到中華民國國防部部長蔣經國，提出蘇聯想與台灣聯合進攻中國大陸的想法[31]。 1969年3月，中蘇雙方在烏蘇里江的珍寶島發生大規模武裝衝突。最後中國獲勝，並開始大規模修建人防工事。 1969年4、5月間，維克多·路易斯緊急要求台灣提出所需武器的清單。1969年6月，路易斯急邀台灣指派人員赴歐洲與蘇聯聯絡，並稱一旦戰事開始，不便聯絡。希望台灣在下次會見時開出所需軍備清單。路易斯聲稱武器不必直運台灣……而可在台灣反攻時運達登陸地點。蘇聯需台灣反攻詳細計畫。例如如何利用蘇聯軍事基地的具體方式、在何種區域所需何種和數量的武器等。台灣登陸期間蘇軍會製造與中共的邊境衝突事件[32]。出於對蘇聯與路易斯的提防，蔣介石拒絕與路易斯進行有關武器援助種類的談判[31]。 1969年8月，中蘇雙方在新疆的鐵列克提發生大規模武裝衝突。很多西方觀察家認為兩國開戰在所難免。 1969年9月，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參加越南勞動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胡志明的葬禮後路過北京，和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等秘密會晤。之後局勢得到緩解。 1969年10月20日，中蘇兩國外交部副部長級的邊界談判正式舉行，談判未取得任何進展。蘇聯向中蘇邊界增兵。中國開展「深挖洞、廣積糧」的全國性戰備運動。 1970年代，為了震懾中國，蘇聯方面派出「東京急行」轟炸機機隊，除繞飛日本外，更迫近中國華東沿岸。 中美蘇三角關係[編輯]1971年7月9日，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亨利·艾爾弗雷德·季辛吉秘密訪華，為1972年尼克森訪華鋪平道路。蘇聯聞訊之後也和尼克森展開峰會，中美蘇形成三角關係。 1970年代初，雖然中國繼續批判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蘇聯在中蘇、中蒙邊境的陳兵達到了1969年時的兩倍，但兩國關係逐漸緩和下來。在1976年毛澤東逝世之後，中蘇的衝突主要表現在國際上國家利益之間的衝突。 在美國和越南之間的戰爭停止之後，中南半島上的越南、寮國站在蘇聯一邊，而中國支持柬埔寨。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中國和越南之間爆發中越戰爭。蘇聯譴責中國，但沒有訴諸武力。 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中國和美國、巴基斯坦聯盟支持阿富汗的伊斯蘭抵抗運動。同年，中國宣布《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期滿後不再續約。中國還和一些西方國家抵制了在莫斯科舉辦的1980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 與蘇聯交好的國家也一併受到中國的排斥，如古巴的菲德爾·卡斯楚就曾被指為「背叛了革命」「實行法西斯統治」[33]。 和解[編輯]1982年，蘇共中央總書記布里茲涅夫去世之前不久在塔什干發表演說「塔什干講話[註 8]」，對中國語氣友好，被認為是中蘇解凍的早期訊號。在布里茲涅夫及其兩位繼任的蘇共中央總書記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的葬禮上，中國分別派出黃華、萬里、李鵬率領的官方代表團與蘇方接觸。當時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認為中蘇關係正常化要蘇聯解決「三大障礙」：從中蘇、中蒙邊境撤軍；從阿富汗撤軍；勸說越南從柬埔寨撤軍。1985年10月9日，鄧小平會見來訪的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西奧塞古，要他向新近掌權的蘇共中央總書記戈巴契夫傳話；1986年9月2日，鄧小平在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邁克·華萊士採訪時再次表明這一態度。 隨著蘇軍在中蘇、中蒙邊境的駐紮大幅減少和從阿富汗撤軍，中蘇關係得以改善。1989年5月15日至18日，蘇共中央總書記戈巴契夫訪問北京和上海，兩國關係正常化，之後北京發生了六四事件，蘇聯為此表示遺憾；1991年5月15日至19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回訪莫斯科[34]。 解體後續[編輯]1991年，社會主義集團之間的互動浪潮，因為蘇聯的解體而結束了，在蘇聯解體之後，分裂成多個新建立的國家，中國與俄羅斯等國先後建立外交關係，但這中間因為有當年歷史因素存在，中國與前述的各個加盟國之間，還尚待解決並取得共識。 1993年，中俄雙方基本解決邊境問題；1996年，中國、俄羅斯及四個位於中亞的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烏茲別克元首開會，形成上海合作組織的雛形；在葉爾辛和普丁兩位總統先後訪華之後，中俄宣佈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2005年，中俄舉行第一次合作軍事演習。2008年10月14日，俄羅斯將半個黑瞎子島歸還中國，官方宣布兩國邊境問題「徹底解決」。21世紀以來，由於國際地緣政治氣候的變化，東歐各前蘇聯衛星國與中國，中俄兩國關係，加盟國之間關係，均日益密切。中國的注意力集中在臺灣問題、南海問題和中印邊境問題上，而俄羅斯則重點關注北約東擴和境內恐怖組織及分離主義勢力。然而在2013年俄羅斯因烏克蘭危機而在2014年出兵克里米亞後，俄羅斯與北約、歐盟和美國的關係迅速惡化。同時2016年唐納·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後，對中國發動貿易戰，並同時擴展到科技戰、外交戰等，造成中美關係也迅速惡化。因此有部分人形容目前的局勢為第二次冷戰前的世界局勢。然而也因為該局勢，中俄關係得到了自中蘇交惡以後飛躍般地發展，並為未來可能的第二次冷戰結盟打下了一定的基礎[35]。 注釋[編輯]參考文獻[編輯]
外部連結[編輯]
參見[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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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及圖二為中蘇關係示意圖由圖一到圖二顯示了中蘇關係的變化請問:下列何者不符合史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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